徽商

一个初次走进安徽徽州的外地人会大吃一惊。

在偏僻的皖东南山区，在看似平淡的古旧村落，大宅鳞次栉比，祠堂雄伟壮观，牌坊高高耸立。

这是徽商的故乡，这是徽商的手笔，这是徽商的印记。

曾几何时，在偏僻闭塞的徽州盆地突围，在重本抑末的时代里吟唱，在左儒右贾的天地里翱翔，在巨浪滔天的商海里翻滚，徽商是一段故事，是一种精神，是一种文化，也是一种传承。

如今，时光流转，岁月变迁。

徽商早已不再局限于偏僻的徽州一府六县，所有安徽籍的新徽商们，吟诵着祖辈的故事，秉承着徽商的传统，开启了全新的征程。　　

徽商，是一段故事

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;十三四岁，往外一丢。”

乾隆十九年，在徽州府歙县，因家道中落，只有11岁的鲍志道被“往外一丢”，开始了弃学从商的茫茫之旅。

临行前，母亲见他两手空空，觉得不吉利，毕竟经商不是讨饭，于是把他婴儿时戴的虎皮帽上的一枚“康熙通宝”摘下来，让他带在身上。从此，鲍志道有了一个绰号：鲍剩一。

明中期以后，以贩运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为社会上层集团服务的商业，向贩运日用百货、面向庶民的商业转化。

无数徽商从徽州盆地的腹地出发，父带子、兄带弟、亲帮亲、邻帮邻，开始了一次次远行，也开启了一段段故事。

这是一段足迹遍布天下的经商故事。

徽商东进杭州，入上海、苏扬、南京，渗透苏浙全境;

他们抢滩芜湖，控制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淮河两岸，进而入湘、入蜀、入云贵;

他们沿河北上，通过大运河往来于京、晋、冀、鲁、豫之间，并远涉西北、东北等地;

他们西挺江西，沿东南进闽、粤，有的还以此为跳板，扬帆入海从事海外贸易。

远方，一个叫做扬州的地方，因徽商的到来而变得格外耀眼。

清代李斗的《扬州画舫录》记述了康、雍、乾时期扬州的繁华与热闹。

江南才子袁枚在为这本书作序时感慨：两淮盐商兴起，开发扬州，河也宽了，山也秀美了，雕栏玉砌的亭台楼阁也造了不少，梅花开了桃花开。

造就这次鼎盛的“两淮盐商”，即徽商。近人陈去病在《五石脂》一书中说：“徽人在扬州最早，考其年代，当在明中叶，故扬州之盛，实徽商开之。”

这是一段财富甲天下的成功故事。

在明代，最大的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，实力远超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的船东勒迈尔。

在清朝，在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千万两白银，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库银不过七千万两。连乾隆皇帝都发出“富哉商乎，朕不及也”的感叹。

乾隆时期扬州盐业八大总商之首的徽商江春，甚至还留下了一段“以布衣上交天子”的传奇故事。

乾隆帝不仅两次“赏借”江春帑银，还面赐江春七龄幼子“金丝荷包”。每当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，乾隆总要对他们说：“江广达(即江春)人老成，可与咨商。”

乾隆帝还赐予江春内务府奉宸苑卿、布政使等头衔，诰授江春光禄大夫，正一品衔，并赏赐他顶戴花翎。

在“农业为本，商业为末;重农轻商，重本抑末”的古代中国，徽商不但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路，更在主流社会找到了商贾的一席之地;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格局，更为那个时代注入一抹亮丽的色彩。

徽商，是一种精神

嘉庆六年，鲍志道走到了生命的终点。当时名气最大的文豪、礼部尚书纪晓岚亲笔为他作传并撰写了墓表。

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“只剩一文钱”的鲍剩一了。

在扬州，他从一名盐商的学徒做起，成长为两淮盐务总商，赠通奉大夫，封山西道盐察御史，通正使司运政使。

在担任盐务总商的20年间，他急公好义、助赈助饷，无论军需、赈济还是河工，都积极参与，总计向朝廷捐银两千万两。此外，他还出资重修了扬州的徽商会馆和歙县最大的书院——紫阳书院。

他的两个儿子，长子跟他经营盐业;次子刻苦读书，考中了举人，后来当上了正三品的布政使。

鲍志道是徽商的一个典型——少贫而有志，壮富而好善，家足而子贵，一生平稳，德识兼备，在官府和商界均受尊重，最后泽被桑梓。

明清时期，无数徽商的事迹、品格、声誉、成就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徽商精神。

这种精神，是敢为人先、开拓创新;是精益求精、追求极致;

这种精神，是勤俭诚信、百折不挠;是同舟共济，以众帮众;

这种精神，是审时度势、执著进取;是乐于奉献，与国休戚。

徽州府一府六县所处的位置，正好是一个盆地的中间，这里地形封闭，土地贫瘠，交通闭塞。

那么贫瘠那么闭塞，怎么办呢?可以自甘潦倒、忍饥挨饿，可以埋首终身、聊以糊口，当然，也可以破门入户、抢掠造反。

徽商不相信不劳而获，却又不愿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灌浇。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空，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。

他们同乡互帮衬，做事讲规矩;能吃苦中苦，善做品上品……

以善做品上品为例，徽商方于鲁所研制的“九玄三极墨”被称“前无古人”的神品;徽商程君房则自诩“我墨百年之后可化黄金”。与程君房同时代的大书画家董其昌说：“百年之后，无君房之人而有君房之墨;千年之后，无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。”

徽商还较早探索和运用了一些先进方式，譬如出现了“牙商”，即经纪人经商的方式;还有股份制、资金委托代理人等经营形式。这种先进而创新的机制，让徽商在商机发现及实际操作上更胜人一筹。

雍正年间，海啸成灾，灾民急待赈济，徽商汪应庚设粥厂于淮南，救济灾民，历时3个月之久。乾隆三年，扬州发生旱灾，扬州盐商出资赈灾，汪应庚一人捐四万七千两白银，设8个粥厂，赈济灾民历时4个月之久。嘉庆十年，洪泽湖堤涨决，淮黄继发大水，鲍志道的长子鲍漱芳集议公捐米6万石、麦4万石赈济，使数十万人获救。　

徽商，是一种文化

“咬定几句有用书，可忘饮食;养成数竿新生竹，直似儿孙。”雍正年间，郑板桥在扬州的小玲珑山馆，写下了这副有名的楹联。

当时，文人是不太喜欢商人的。但徽商是个例外。小玲珑山馆的主人，是徽商马曰馆、马曰璐，兄弟二人并称“扬州二马”。小玲珑山馆以藏书、刻书闻名。“扬州八怪”是这里的常客，郑板桥也不例外。

徽商好儒，在于徽州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朱熹祖籍徽州府婺源县，朱熹理学对徽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

明清时期的徽州，既是一个“以贾代耕”“寄命于商”的商贾活跃之区，又是一个“十户之村，不废诵读”的文风昌盛之乡。

有的徽商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，粗通翰墨，从贾之后尚好学不倦，蔼然有儒者气象。有的徽商雅好诗书，好儒重学;有的老而归儒，甚至在从贾致富后弃贾就儒。

他们把经商当作谋生手段，而非人生目的。他们将“贾”与“儒”密切结合，让徽商有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独特气质。

文化上的先进决定了徽商在先决条件上的优势。跟当时的其他商帮相比，徽州人受教育程度较高。因为有文化，徽州人自然在审时度势、运筹决算、进退取舍乃至整个经营活动中胜人一筹。

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徽商，以“富而教不可缓也，徒积资财何益乎”的识见和态度，“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”。他们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，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，“振兴文教”。

桐城派古文宗师姚鼐被徽商请来执掌梅花书院，江南大儒汪仲伊被徽商请来任教紫阳书院和碧山书院。歙县江村的江一鹤把大才子、大画家董其昌请到江村，教授孩子读书。徽州最有名的大儒江永、戴震被徽商请到歙县给孩子们授课。

清廷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朝廷征求海内秘本，“扬州二马”进献藏书776种，可见小玲珑山馆的藏书之富。为了褒奖马家，乾隆三十九年，皇帝下旨赏赐马家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部，全书10000卷。

鲍志道和兄弟鲍方陶，也建了一座藏书楼，叫“安素轩”。鲍家还组织编写了一本《安素轩法帖》，收集唐、宋、元、明名家法书12卷，镌石300余方。

徽商丰厚的经济基础，将古老的徽州文化一步步推向了辉煌。

在徽商鼎盛的那一历史阶段，徽州地区一切文化领域里的成就，都达到了当时我国的先进水平，有些甚至是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。

徽州教育、徽州刻书、徽派经学、新安理学、徽派建筑、徽州园林、新安画派、徽派篆刻、新安医学、徽派版画、徽州三雕、徽州水口等等。而这一时期，徽州的自然科学、数学、谱牒学、方志学，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，并且富有特色。

徽商，是一种传承

在杭州东南的元宝街，有一座豪华的大宅。

这座大宅坐北朝南，占地十余亩，建筑面积近6000平方米。

进入院内，但见迷宫般的大宅金雕银砌，亭台楼阁曲径通幽，极得江南园林之妙。

这就是当年资产高达三千万两白银、号称“中国第一富商”“红顶巨贾”的胡雪岩的大宅。

胡雪岩是绩溪人，跟许多徽州人一样，很小的时候就单独出门做学徒了。他先是到杭州阜康钱庄当学徒，因为勤奋，肯吃苦，慢慢地擢升为“跑街”，深得店主器重。在胡雪岩身上，集中体现了徽商的很多特点，那就是聪明、踏实，会抓机遇。

在杭州的胡庆余堂，店堂内高高悬挂着两块巨大的金匾，一为对外的宣言：“真不二价”;另一为对内的警戒：“戒欺”。

“采办务真，修制务精”是胡雪岩的办店宗旨，也是一种品牌。

回望历史，徽商曾集体创作了一本《江湖绘图路程》，将在外经商必须注意的地方列为若干“规条”，内容涉及出门旅行、投宿客店、社会交际、收支账目等方面，也有一些有关商业道德上的规矩，比如“高年务宜尊敬，幼辈不可欺凌”“收支随手入账，不致失记错讹”“处事最宜斟酌，切勿欺软畏强”“卖买见景生情，不得胶柱鼓瑟”。

从规条到品牌，徽商在历史中书写着传承。

事实上，在历史中，徽商早已从一个商帮，锻造为一个品牌。如今，重新擦亮徽商的品牌，成为无数新徽商的生动实践，一批新徽商企业正在续写徽商的品牌故事，演绎徽商的品牌文化，传承徽商的品牌精神!